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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鱼体育-LEYU乐鱼体育官方网站-LEYU SPORTS天才是可怕的纪念诗人顾城

发布日期：2025-05-24 20:11 浏览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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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两位作品的死，给我以深刻的刺激。我不该是不断看到朋友永远离去的年龄，一些朋友的不断离去，会给我恶梦与惊醒。

　　我与顾城、谢烨的交往并不深，只是今年年初在柏林见到，顾城烟囱一样的帽子，谢烨温暖宽和的笑容，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承蒙他们的信任，今年六月，从柏林打来电话，说他们在诗之外，写了第一个长篇，想在国外其它文字出版的同时，也在国内出版汉语简体字，让我找一下出版社。后来，这部叫“英儿”的书稿就被捎了回来，我在宽阔的长安街上，将这部书稿交给了华艺出版社的金丽红女士，金女士表示了极大的热情，她的一句口头禅是：没有问题。

　　书是没有有问题，后来，就传来书的作者给他们的书和读他们书的人留下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怎么看待自己和别人，生命和虚无。

　　德累斯顿常下雨。不需酝酿，突如其来，说下就下。此地人出门，明明是大晴天，腋下也夹着一把伞。

　　雨中的德累斯顿，与晴时又有不同。晴天时，易北河畔数不清的教堂和皇宫，这些巴洛克建筑，显得雄伟、明亮和庄严；现在它们在雨中，皆显得有些肃穆和忧伤。悲欢离合，阴晴圆缺，不分地域和民族，皆是生活和历史的写照。

　　雨中，我突然想起逝去多年的朋友，顾城和谢烨。因为，1992年，我们曾结伴来过德累斯顿。

　　1992年冬天，我第一次来德国。同行者有另一位朋友苏童。十七年前，中国的都市，与西方都市的差别还相当明显。在柏林，我与苏童，头一次见到双层公共汽车；夜晚，面对众人和蜡烛，头一次朗诵自己的作品。

　　记得那是一次文学会议。会上，见到了另外一些人，北岛，杨炼，芒克，多多，顾城和谢烨。从年龄和文学年龄讲，他们都是我的前辈。

　　头一次见到顾城，我颇为惊奇。惊奇不是惊奇他的长相，而是他的打扮。他个头不高，却戴着一顶高高的、圆圆的、类似厨师在厨房里戴的烟囱式的帽子。几天后熟了，我问：“你能把帽子摘下来让我看看吗？”顾城坚决地摇了摇头。我又问：“你睡觉时，帽子摘下来吗？”顾城答：“那还是要摘下来的。”

　　会议结束前，会议召集人莎宾娜，带我们去她的故乡德累斯顿。从柏林到德累斯顿，车要开三四个小时。待到德累斯顿，赶上漫天大雪。漫天大雪中，看不清城市的模样和性格。只是记得，也去了茨温格尔宫，然后去莎宾娜家吃饭。

　　第二年的一天，我突然接到顾城从柏林打来的电话；说他写了一部小说叫《英儿》，让我在国内找一家出版社，并给小说写一个序。我找到金丽红，金丽红的一句口头禅是：“没有问题。”

　　后来，顾城寄来了他的书稿，图片，和他自己设计的封面图样。还给我写了一幅字，画了一幅画。

　　我听到这个消息，震惊之外，相当痛心。严格意义上讲，我与顾城和谢烨并无过深的交往；我痛心的是，就算是悲欢离合，也不该以这种方式结束。还有时间和年龄。那时的顾城和谢烨，也就三十六七岁；我才三十出头。记得我在《英儿》的序中写道：“我不该是看到朋友离去的年龄。”

　　顾城给世界留下一句深刻动人的诗：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

　　抬头望去，雨中的易北河，像我一样，早已被打湿；匆匆忙忙，向前赶去；它像我一样，出门也没带伞。

　　五年前的一九八七年夏天，我在德国旅行，听说顾城和他的妻子谢烨也从国内来了，我每到一个城市，就听人们说，顾城要来，或者，顾城走了，永远失之交臂，直到我回国。这年年底，我又去香港，在中文大学见到了顾城。他头戴一顶直统统的布帽，就象一个牧羊人，并且带有游牧的飘无定所的表情。他说这半年来，他这里呆呆，那里呆呆，最终也不知会去哪里，后来，听说他去了英国，美国，又听说他去了新西兰，在那里放羊。到一九九二年的初夏，我又去德国，到了伯林，一天晚上，一群中国学生来敲我的门，对我说：“你看，谁来了？”我伸头一看，走廊拐角处，顾城腼腆地站着，依然戴着那顶灰蓝色的直统的布帽。我说：“顾城，你在放羊吗？”他回答我说，是养鸡。

　　顾城说他从小就想要一块地，然后在上面耕作，他很早就在为垦荒作准备，他甚至收集了关于木耳的知识，他知道所有的木耳都能吃，只除了一种生长在西藏的有毒素。我是很后来才知道，顾城在我从小生活的城市上海找到了他的妻子谢烨。他们生活在这拥挤的寸土为金的城市里一间租赁来的小屋，那里的空气使顾城窒息。这城市是我最了解的，天空被楼房与高墙分割为一条条、一块块，路面也是支离破碎的，而且车水马龙，走在路上，简直险象环生。有一天，顾城决计要走了，他径直来到十六铺码头的售票大楼，他不知道要去哪里，他只知道要搭一条船。他向谢烨要二十块钱买一张船票，谢烨靠窗站着，用身体挡住窗口，以防顾城一头栽下去。他们僵持了很长时间，谁也不让谁。十六铺是个噪杂的地方，每天有十几万流动人口在这里经过和滞留，轮船到岸和离岸的汽笛声声传来，时间在一点一点过去。后来，谢烨说，顾城，你看见吗，马路对面有个卖橘子的老头，你去拿个橘子来，无论是要还是偷，只要你拿个橘子，我就给你买船票。这个橘子其实就是签证一样的东西，代表一种现实的可能性。顾城想来想去，就是没法去拿这个橘子，从小做一个乖孩子的教育这时候涌上心头，乞讨与偷盗全不是他能干的。于是他只得和谢烨回了那个小屋。

　　我想后来顾城在欧洲，还有美洲，走来走去，其实就是为了得到一个橘子，然后去搭一条船。他们这里停停，那里停停，然后滞留在了新西兰的城市奥克兰，在那里，谢烨生下了他们的儿子木耳。奥克兰的冬天很冷，他们很穷，买不起木柴，朋友们就送他们许多报纸烧壁炉。晚上木耳睡着了，谢烨烧壁炉，顾城就在壁炉前翻报纸。不识英文但识阿拉伯数字的顾城专门翻看房屋出售栏目，将价格低廉的售出启事一张一张剪下来，第二天，带到奥克兰大学请一位教授朋友帮忙审阅。这朋友一张一张地看，说，这是一个厕所，这是一个电话亭，这是一个汽车棚。接着，他的眼睛睁大了，他几乎不敢相信。这座房子在离奥克兰不远的海岛上，他们在星期天乘船去了那里，他们上岛，走下码头，涉过海滩，走进了黑压压的森林。这是座太平洋的岛屿上的原始森林，高大茂密的树叶，遮住了天日，脚下是柔软起伏的落叶，那就是高更离开巴黎所去的那样的岛屿。他们走了很久，几乎绝望的时候，一座红色的房子出现在眼前。就是这房子，在破了一个大洞的屋顶之下，有一个脸色苍白的人，正在努力地破坏这房子，他在砍一根木柱，一眼看见了来人中的顾城。他很奇怪地不理睬任何人，只和顾城说话。他看着顾城，说：“世界末日就要到了，你知道吗？”顾城问：“什么时候？”“五十年以后。”“没事，我只要二十年。”于是问的和答的都释然了，开始进入关于房子的谈判。

　　我读顾城最近的一首诗，题目叫做，我们写东西。诗里说：我们写东西，像虫子/在松果粒找路/一粒粒运棋子/有时/是空的/集中咬一个字/是坏的/里面有发霉的菌丝/又咬一个。诗里还说：不能把车准时赶到/松树里去/种子掉在地上，遍地都是松果。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呢？语言，就是“集中咬一个字”的那个“字”，对于顾城是什么意义呢？一九八七年底在香港中文大学听顾城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语言就像钞票一样，在流通过程中已被使用得又脏又旧。但顾城有时也需向现实妥协，他承认语言的使用功能，并且利用这功能和人交谈，在大学讲课，于某些场合介绍自己和自己的诗。这使用功能于他还有一种船的作用，可将他渡到大海中间，登上一个语言的岛。这是一副语言的岛屿景观，它远离大陆，四周是茫茫海天一色。语言的声音和画面浮现出来，这是令顾城喜悦的景象。有时候，他的耳边会忽然响起一个字词，清脆地敲击着他的感官，这就象来自很久以前的一个启迪，一个消息。比如说，“兰若”这个词的来临。“兰若”是什么呢？顾城心里揣着一股神秘的激动。他就去查找字典，这就象乘船重回大陆进行考古与勘察。他意外地看见了“兰若”这个条目，竟有两种解释。一是指“兰”与“杜若”这两种香草；二是梵语寺庙的意思。顾城想，这是一种幽冥的召唤，又象是一个旧景重现，好比海市蜃楼。而我想，这种召唤与重现的实现，不是又要依凭语言的使用功能了吗？

　　但这被顾城视作语言的天然景象。顾城认为语言也是有它自然生命的，具有外在形状与内在精神。就好比“兰若”这两个字，香草与寺庙是它们的外形，而“兰若”的字音与字形以及它们的偶然的并列，则是它们的精神。那天早晨还是梦中来扣醒顾城大脑的，就是这字词的精神。但我以为顾城对于语言的写实性的外形，还是有着相当的迷恋的，比如当他看到字典上对“兰若”的解释，心中升起了欣喜的感动。然而他嫌恶被使用得烂熟、滑腻的语言，那有一种失贞的感觉。而像“兰若”这样已经被时间淘洗干净，宛若处子，便能在顾城心中唤起喜悦。他有时也承认，语言的精神当借助外形而存在，这表明顾城在某种程度上是个唯物主义者，只是对这种承认流露出无奈。比如，他用模糊主谓动宾的方法，来展现“红豆生南国”的另一番场景。他说，想一想，红豆生出了南国，是何等壮观的场面！这证明他至少承认并且运用了“红豆”、“南国”、“生”以及语法的日常表达方式，这就象乘船去岛屿的旅行。

　　顾城来到那南太平洋上，与当年高更所居住的地方同样地理位置的岛屿上，他们可说是一穷二白；他们所有的钱都付了房价，且在银行欠了一笔贷款。在这一个时期里，顾城总是在森林里走来走去，尝着各种植物。看有什么能够作充饥的粮食，各种草汁染黑了他的嘴唇。有人指着一棵树告诉顾城，这可以吃。于是顾城就从这棵树的树根开始尝起。这树是巨大的参天的一棵，南太平洋岛上所有的植物都是那么肥硕巨大，把人类映衬得很小，孩子似的。小小的顾城从根上开始啃一棵树，是什么样的情景呢？他很耐心的，忍着辘辘饥肠，拿出蚂蚁啃骨头的精神，从根啃到梢，最后知道，这颗树可以吃的，是它的花蕊。他们还吃过能够制造幻觉的野草。最后，牡蛎救了他们。这样，他们就做了岛上的渔民，他们从海里打捞起牡蛎，一桶一桶提进森林的红房子。在天黑以后，就着蜡（因为此时他们还没有拉进电线），他们在摇曳的烛光下，剥着牡蛎，储备着过冬的口粮。然后，顾城就去种菜了，他每天扛着锄头去开荒，锄子扎进泥土又翻起泥土的一瞬间，他喜不自禁。顾城深翻了泥土，播下菜籽，等待菜籽发芽，长出叶子，叶子再被各种无名的虫子吃光。最后，他心满意足地扛着锄子回家。

　　我还很喜欢顾城追逐母鸡的场面。那时他们只有一只母鸡，每天下一个鸡蛋，补充他们的营养。可是母鸡却出走了，谢烨追了几天，又派顾城去追它。它跑，却又不跑远，只是在你视线里活动，可你却永远接近不了它。等到太阳下山，天黑了，你悻悻然回家，那母鸡便在房子前边声声唤着。等到天亮，你走出房子，它便起身走开，一天的追逐又开始了，那母鸡就好象是来诱惑顾城似的。我想顾城追得绝望的时候，就埋头在草丛里寻找它下的蛋，可是一无收获。后来，顾城得了一笔稿费，他们决定发展畜牧业，实行生产自救。这天他们去邻近的农场买了二百只鸡，余下的钱还够买两个月的饲料。然后，他们带着鸡和饲料回家了。垒鸡窝的活儿他们整整干了一夜，从西边升起的硕大的月亮照耀着他们，这是他们永远不解的，月亮和太阳从西方升起，东方落下，一年四季是冬、秋、夏、春的次序排列而来，五月里的秋天恍若梦中。养鸡业的第一个难题是他们始料未及，这是世代生长在现代化流水线上的鸡类，它们祖祖辈辈居住在笼子里，它们竟不再会走路，它们还不会从地上啄食。为使它们吃食，顾城谢烨绞尽脑汁，好话说了无数。最后他们终于想出一个办法，把饲料放在一条木板上，然后一人一头来回晃动，模仿流水线的饲料传送带，它们就这样开始吃食了。顾城谢烨想，回归自然是多么难啊！他们还想，在这个文明世界里要过自然的生活要花多少代价啊！他们望着岛上那些英国、德国的银行家们豪华的空阔的别墅，心想：他们正在辛勤地挣钱，为了来过自然的生活，而他们从来没开过。想到此，他们便会有一种富足感。后来，鸡们渐渐地学会了从地上啄食，它们开始走动，甚至学着飞翔，将它们的腿肌锻炼得很结实。它们全是那样硕大强壮的体魄，停在那里，就好象停了一群鹰。当两个月过去，饲料吃完的那一天，它们开始下蛋了，每个蛋都有盈盈一握，十来个便装满一篮子。顾城挎着篮子去卖蛋的情景，多么叫人高兴。就此，他们进入了一个衣食无忧，并且少有积余的阶段，他们还了一点银行贷款，修补了屋顶的大洞，扩建了阳台。站在阳台上，望着太阳和月亮落下森林，再唱着一些旧歌。雨后的景色最是惊人，巨大的彩虹一直落到脚底。然后，院子里三棵果树开始结果了，碗大的杏子一个一个砸在地上，等着顾城拾到篮子里去。

　　顾城有时候非常嫌恶他的身体，他说，身体是多么麻烦和累赘的一件事啊！它一会儿饿了，一会儿渴了，要你去弄吃的，弄喝的。他说他有个时期特别恨他的身体，因为它总是饿了还饿。我想那大概已是一个发育的时期。可是我已经说过，顾城在某种程度上还是个唯物主义者，他承认并且还称得上是尊重现实的需要。他不拒绝运用某些谋生的手段，比如到大学讲课，比如接受某些交流基金的邀请。当我们在伯林见面时，他便是来此参加一项文化交流计划。有一年时间。这一年的收入可供他们归还银行的贷款，再进一步修缉房子。顾城也不拒绝以实用性语言来进行日常生活的交流，他还很善于运用语言的这一使用功能，将许多只可意会的事情表达得相当完善。据说，他的讲课很受学生的欢迎，听课的人总是济济一堂。他画的图画有两种，一种是写实性的酷似的肖像，他为岛上居民画像，然后收费；另一种是奇异的纲笔画。他、谢烨、小木耳，都以特别的线条表现，植物与自然，也以特别的线条表现。那些流畅怪异的线条在纸上布下一个井然有序的世界，又象是一张地图，规划了肉眼看不见的存在状态。但顾城不愿意负担额外的现实劳动，房子的贷款始终压在他的心头，还清贷款的这一日就象是一个未来的节日。他还不愿意学英语，一句话也不说。他是岛上唯一个不说英语的人，这给岛上居民留下神秘的印象。我想，他是觉得，有一种使用性的语言就足够了。不说英语的顾城在岛上走来走去，脸上带着温和的微笑，人们就猜测：看哪，这个人在想什么呢？他和他的儿子木耳无法对话，木耳一口英语，一个汉字不说，他们见面也是相互微笑，一个字不说。我就又想：顾城到这个岛上来，是不是为了省去说话的麻烦？等房子贷款还清，荒地长出庄稼，他便可以再不出岛，安心在岛上，在森林里，过着像“我们写东西”那样的生活：“像虫子，在松果里找路”，他这一只钻果子的虫子，他钻啊钻进果皮，又钻进厚实的果瓤，再去钻那坚硬的核，最后，他也钻进了，然后“种子掉在地上，遍地都是松果。

　　在伯林去找顾城，我走了很长的路。我们都住著名的库登大街，我是这一端，他是那一端，我沿着库登大街走啊，走，走过了许多昂贵的商店和繁华的街区。我没料到的是库登大街的尽头竟会是那样僻静，有着古朴的小铺，那条小小的街开满了鲜花，好象乡间的小镇。我找到他的门牌，寻找他的门铃。在一排长长的外文姓名中间，他的“顾”字的拼音显得特别简单，好象不是一个名字，而只是一个音节，这音节象征着顾城。然后我按了门铃。他们的房间空空荡荡，行李打开放在床边地上，好象随时都要开拔。进门就问我要不要吃面条，炉子上有一锅汤，随时可下面条。顾城戴着他那顶牧羊人似的布帽，表情怅惘地走来走去，窗外是午后的灿烂的阳光。顾城说他想家了，想回岛上去。交谈计划只过去了三个月，剩下的九个月真是漫长得吓人。想家的心情他长久以来从未有过，现在有了多么叫人高兴。他想他在山里凿石头，这一块大石他要凿下来抬回去，垫他们的台阶。他凿啊凿的，像一个古老的石匠，忽然之间，石头上冒出了火花。他抬起头，发现原来天黑了，黑色的鸟群在落日染成的红色的树林上飞翔，转眼，月亮升起，巨大的一轮。顾城收拾起东西，就回家了。

　　一转瞬，顾城已经走了二十年。二十年的时间，正是从青年到中年，倘若活着，应是向晚的年纪，而如今，留在记忆中的，还是大孩子的形貌。不知道老了的顾城会是什么模样，要是小去二十年，却能想得出来。

　　顾城的父母与我的父母是战友兼文友，尤其是他父亲诗人顾工，常到我家来。之前我并未见过顾城，他父亲虽为熟客，双方的儿女却没有参与大人的社交。

　　我母亲见过顾城，仿佛是在北京，诗人顾工招待母亲去香山还是哪里游玩，顾城也跟着。顾工带了一架照相机，印象中，他喜欢拍照，在那个时代拥有一架照相机也是稀罕的。

　　顾城出事以后，母亲感慨地想起，那一次出游，父亲让儿子给大家照合影，那孩子端着照相机的情形。小身子软软的，踮起脚，极力撑持着从镜头里望出去。

　　那小身子早已经灰飞烟灭不知何乡何野，他的父亲亦一径颓然下去，度着几近闭关的日子。原来是个何等兴致盎然的人啊！

　　做儿女的令人齿寒，全不顾生你养你的血亲之情，一味任性。再有天赋异秉，即投生人间，就当遵从人情之常。贾宝玉去做和尚，还在完成功业之后，并且向父亲三叩谢恩。哪吒如此负气，也要最后喊一声：爹爹，你的身子我还给你！

　　二十年的时间，在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下，一眨眼都不到，尘世间却是熙来攘往，纷纷扰扰，单是诗歌一界，就有几轮山重水复。我不写诗，也不懂诗，感兴趣的只是人。

　　人和人的不同是多么奇妙，有的人，可将虚实厘清，出入自如，我大约可算作这类；而另一类，却将实有完全投入虚无，信他所要信的，做也做所信的，从这点说，对顾城的责备又渐渐褪去，风轻云淡。

　　他本来就是自己，借《红楼梦》续者高鹗所述，就是来‘哄’老祖宗的小孩子，闯进某家门户，东看看，西看看，冷不防拔腿逃出去，再不回头。

　　我与顾城遇见的记忆有些混淆，总之1987年，是5月在德国，中国作家协会代表团访德，他单独受德国明斯克诗歌节邀请；还是后几个月秋冬季节的香港，他和妻子谢烨从德国直接过来举办诗歌讲演，我则在沪港交流计划中。不论时间前后，情景却是清晰和生动的。

　　那是他第一次出国，经历颇为笑人，方一下飞机，时空倒错，不免晕头晕脑，踩了人家的脚，对人说“thank you”，然后，接机的到了，替他搬运行李，他说“sorry”。

　　其时，顾城在北京无业，谢烨从上海街道厂辞职，就也是无业。八十年代，许多问题，如就业、调动、夫妻两地分居的户籍迁移，都是难以逾越的关隘，一旦去国，便从所有的限制中脱身，麻烦迎刃而解。

　　谢烨长得端正大方，因为即将要做母亲，就有一种丰饶、慵懒的安宁和欣悦，地母的人间相大约就是像她。有一回我们同在洗手间，聊了一会儿，像洗手间这样私密的空间，人与人自然会生出亲切的心情。

　　她在镜前梳头发，将长发编成一条长辫，环着头顶，盘成花冠。这个发式伴随她一生，短促的一生。这发式让她看起来不同寻常，既不新潮，又远不是陈旧，而是别致。

　　我问她原籍什么地方，她听懂我的问题，一边编辫子，一边说：反正，南方人也不认我，北方人也不认我——这话说得很有意思，她真是一个无人认领的小姑娘，就是她自己，跟了陌生的人走进陌生的生活。

　　生活突然间敞开了，什么都可以试一试，试不成再来。具体到每一人每一事，且又是漂泊不定。

　　在香港，正逢邓友梅叔叔，时任中国作家协会外联部主任，率代表团访港，汪曾祺老从美国爱荷华写作计划经港回国，还有访学的许子东、开会的吴亮、顾城夫妇、我，全中途加盟，纳入代表团成员，参加活动。

　　倘没有记错，代表团的任务是为刚成立的中国作协基金会化缘，接触面很广泛，政界商界、、官方私交，我们这边的作家色彩越丰富越好，也是时代开放，颇有海纳百川的气势。

　　团长很慷慨地给我们这些临时团员发放零用钱，虽然不多，可那时外汇紧张，大家的口袋都很瘪，自然非常欢迎。在我们，不过是些闲资，用来玩耍，于顾城却有生计之补。不是亲眼看见，而是听朋友描绘，顾城向团长请求：再给一点吧！好像纠缠大人的小孩子。

　　一直保留一张夜游太平山的照片，闪光灯照亮人们的脸，背景却模糊了，绰约几点灯火，倒是显出香港的蛮荒，从大家吹乱的头发里，看见狂劲的风和兴奋的心情。顾城戴着他那顶牧羊人的帽子，烟囱似的，很可能是从穿旧的牛仔裤裁下的一截裤腿，从此成为他的标志。

　　帽子底下的脸，当然不会是母亲印象中，小身子很软的男孩，而是长大的，还将继续长大，可是终于没有长老，在长老之前，就被他自己叫停了，此时正在中途，经历着和积累着生活的，一张脸！

　　如果不发生后来的事情，就什么预兆没有，可是现在，布满了预兆。仿佛彼得·潘，又仿佛《铁皮鼓》里的那个不愿意长大的孩子。到处都是，而且从古至今，几乎是一种普遍的愿望，及早知道人世的艰困，拒绝进入。

　　生存本就是一桩为难事，明明知道不可躲避终结，一日一近，快也不好，慢呢？谁又想阻滞而不取进，所以也不好；没希望不行，有希望又能希望什么？暂且不说这与生俱来的虚无，就是眼前手边的现实，如我们这一代人身陷的种种分裂和变局，已足够让人不知所措。

　　顾城选择去国，是为从现实中抽离，岂不知抽离出具体的处境，却置身在一个全局性意义的茫然中，无论何种背景身份都脱逃不出的。抽离出个体的遭际，与大茫然裸身相向，甚至更加不堪。

　　从某种程度说，现实是困局，也是掩体，它多少遮蔽了虚无的深渊。我想，顾城他其实早已窥视玄机，那就是‘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他睁着一双黑眼睛，东走走，西走走。有时在酒店，有时在大学宿舍楼，有时在计划项目提供的公寓，还有时寄居在朋友家中……

　　在一个诗人忧郁的感受里，这动荡生活本身和隐喻着的，必将得到两种方式的处理，一种是现实的，另一种是意境的，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如何平衡？抑或停留在心理上，终至安全；抑或滚雪球似的，越滚越大，不幸而挑战命运。

　　1992年初夏，我到柏林文学社做讲演，顾城和谢烨正在柏林‘作家之家’一年期的计划里，那几日去荷兰鹿特丹参加诗歌节，回来的当晚，由一群大陆留学生带路到我住处玩。

　　房间没有多余的椅子，大家便席地坐成一个圈，好像小朋友做游戏，气氛很轻松。

　　当问起他们在激流岛上的情形，我深记得谢烨一句话，她说：在现代社会企图过原始的生活，是很奢侈的！从天命的观念看，谢烨就是造物赠给顾城的一份礼物，那么美好，聪慧，足以抗衡的想象力，还有超人的意志恒心。对付天才，也是需要天分的。

　　可这个不肯长大的孩子，任性到我的就是我的，宁愿毁掉也不能让，就这么，将谢烨带走了。

　　许多诗人，过去有，现在有，将来还有，都落入顾城的结局，简直可说是哲学的窠臼，唯有这一个，还饶上一个，这就有些离开本意，无论是旧论还是新说，都不在诗歌的共和精神，而是强权和暴力。

　　然而，我终究不忍想顾城想得太坏，我宁可以为这是蛮横的耍性子，只不过，这一回耍大发了，走得太远，背叛了初衷。

　　倘若我们提出一点质疑，比如关于他们的儿子木耳，顾城有意将其隔绝于文明世界，后来，也可能就在当时已经证明，只是不愿承认，这不过是一种概念化的理想，完全可能止步于实践—讨论中，谢烨是站到顾城的立场，旗帜相当鲜明。

　　于是，又让人觉得，虽然谢烨认识到做起来困难，但同时也有成就感，为他们在岛上的生活骄傲。

　　当事人均不在场了，我们必须慎重对待每一点细节。最明智的办法是不做推测，也不下判断，保持对亡者的尊敬。

　　那个让顾城感到累赘的身子早已摆脱，谢烨也是属这累赘的身子里面的物质一种吗？长期的共同生活，也许真会混淆边界，分不清你我。这累赘脱去，仿佛蝉蜕，生命的外壳，唯一可证明曾经有过呼吸。那透明、薄脆、纤巧，仔细看就看出排序有致的纹理，有些像诗呢，顾城的诗，没有坠人地活着，如此轻盈，吹一口气，就能飞上天。

　　在北岛终于安顿下来的香港的家中，壁上有一幅字，应该是篆体吧，写的是‘鱼乐’两个字。北岛让我猜是谁的字，我猜不出，他说：顾城！想不到那软软的小身子，永远不愿长大的小身子，能写下力透纸背、金石般的笔画，一点不像他，可就是他。

　　人们都将他想得过于纤细，近乎孱弱，事实却未必。他蜕下的那个蝉衣，也许还是一重甲，透明的表面底下，质地是坚硬的，坚硬到可以粉碎肉身。